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一个“完美的生化武器”，或者是“实验生物武器时出了差错”，这种说法在全球社交网络超级流行。似乎又得到过一位美国前国际法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的证实。6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力图对这一指称的真伪进行甄别。

该报指出，网络多如泉涌的文章源自一个2020年1月30日博伊尔接受地缘政治与帝国Geopolitics & Empire的访谈视频，访谈有意选择了阴谋论，焦虑和世纪末的视角。谈到冷战，深度国家，经济危机的幽灵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

『世界报』对这一专访视频剖析后指出，前国际法专家在这一只有三十分钟的访谈中，把专家鉴定，混淆不清的论述以及阴谋论者的推断搅缠在一起。博伊尔本人也承认，他并非真正的传染病毒专家，他从网上汲取众多信息，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奥卡姆剃刀原理基础之上，即最简约的是最好的。但这并未影响他的指证被网络大规模转发。博伊尔的说法真伪如何，『世界报』就他的说法一个一个进行了辨析。

武汉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病毒研究所吗 ?

博伊尔称，如果你想知道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P4实验室，你去谷歌搜寻，武汉排在这一名单的最顶端。

没错。博伊尔的说法无误，但他作为专家引用的信源令人吃惊。中国武汉的确存在着一个高度密封的病毒实验室，也就是中国毒性程度最高的病毒研究所，它属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全球范围，这样级别的病毒研究室仅有50几个，中国北京和哈尔滨也已计划兴建。武汉病毒所2015年修建完毕。2017年8月开始，该所主要对埃博拉、尼帕等病毒研究。中国十几年前发生的SARS病毒也在其研究之列。

武汉科学家是否使得sars更具有致命性?

博伊尔称，他认为武汉的病毒专家对sars进行研究并试着改善其成分，也就是说，使其变得更具致命性。根据最新报告，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达到15%，这远高于sars，而且传染率高于83%。

错。这一指称首先遭到了武汉病毒所的驳斥。科学家迅速取得的众多研究成果也佐证了武汉科学家的说法。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显示不可能是人工合成。因此，华盛顿邮报引述罗格斯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理事会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Ebright)教授表示，有关新冠病毒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并且是故意传播的生物武器的指称绝对可以排除。

而且博伊尔教授引用数字一塌糊涂。如果说，15%的病死率在新冠病毒疫情初发期曾被提及，随后这一比例很快大幅度降低了下来，一个反向调查提出，无症状患者并没有计入这一统计，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新冠病毒死亡率大约在3.4℅，感染率在1.5%到3.5%，远比sars的9.6%和2.8%低。总之，与阴谋论宣称的相反，根据已知的，新冠病毒远不如sars致死性高，感染率也不如。

所有P4研究室唯一的目标都是为军事服务?

博伊尔称，所有P4研究所，无论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其目标都在于试验开发进攻性病毒武器，除此之外，别无理由建设这种病毒研究所。

错，绝大部分P4病毒研究所是民用的，它们的使命首先是公众健康。研究最致命最具传染性的病毒以及找到治疗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汉疫情危机凸显了这一民用角色。武汉病毒研究所强调找到了包括病毒基因编组、病毒株鉴定等一系列有利于开发疫苗和药品的关键发现，创建动物测试模型及诊断病患模式。

虽然不能否认存在着军事用途的P4实验室，但至少从公开的信息判断，它们的作用是防卫性质的。这正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军基地内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的功能 :该所从1969年创立以来，它的使命在于保护美国军人免受生化威胁。在发生炭疽攻击后，此类实验室在2000年代大批兴建。在法国，2013年成立了军备领导实验中心，其功用在于应对核威胁，核辐射，细菌战和化学战威胁，以及演变中的病毒威胁，并保持技术上的领先。

中国从加拿大偷走了冠状病毒株吗?

博伊尔称，一些报道显示中国科学家从加拿大一座实验室偷走了与新冠病毒有关的物质。

错。博伊尔在这里的陈述被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公开否认。博伊尔的混乱可能来自于2019年8月加拿大向北京提供了一个埃博拉病毒和尼帕病毒株。

P4病毒所能够制造进行攻击的生物武器吗?

博伊尔称，根本上讲，P4病毒研究所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基因工程开发用于生物战争的进攻性武器。

他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直到目前，除非谁能拿出真正相反的证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拿病毒作为进攻性武器。正如军备控制与不扩散中心研究员克洛兹Lynn Klotz在2017年度报告中所言，从策略上和军事上而言，使用具备潜在的可广泛传播的病毒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因为病毒本身具备的高传染特征，最终会像飞来去一样反射回发射者身上。在他看来，这样的武器大约只是绝望国家或恐怖主义集团手上的赌注。

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进攻性生物武器的可能性不存在。科学界从十年前一直担忧，一种病毒的大流行是因改变了病毒的遗传基因引发的，这里指的是H5N1禽流感的情形，它的死亡率预估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但从它的自然形态看，这一病毒不可能在空中传播，但是在2012年，日本和荷兰两家P4病毒研究所通过实验，使这一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致使病毒变得更加危险。

不当地使用病毒的威胁始终徘徊着。但就H5N1而言，研究人员并不存在阴险的企图。他们主要是为了证实病毒的突变性以警告卫生负责人必须为该病毒未来可能的大规模流行做好准备。

武汉病毒所是否发生过泄漏?

博伊尔称，“我不说这个病毒是有意被释放到自然界的，但是根据报告，武汉病毒研究所过去存在过泄漏的先例，我担心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

假的。博伊尔把几个不同级别的中国实验室混为一谈。的确，中国的实验室发生过高传染性病毒泄漏，2004年，级别P3的北京病毒研究所，在两周之内，发生两次互不关联的泄漏，两位研究员出了事故，不小心接触了病毒，世卫组织亚洲负责人当时以“错误及缺失”来形容那次事件。北京研究所的五名负责人后来受到惩罚。

其实，西方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会不会发生病毒泄漏的担心存在已久。『自然』杂志2017年曾有提及。不过，著有法中危险关系一书的伊赞巴尔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低级别的安全保护曾被数位前来访问的法国学者指出过，但这是十几年前，从那以后，发生了改变。

2019年9月，中国国家预防和控制病毒研究所吴桂珍Guizhen Wu关于中国实验室发展演变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很快且很有效地提高了预防病毒水平，但遗憾的是缺少精准评测实验室可靠性的环节以及缺少相应的人才。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发生过泄漏事件。

P4实验室存在着泄漏的危险性吗?

博伊尔称，所有P4实验室都存在泄漏，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点差不多是真的。P4实验室，是一个高度密闭的实验室，存在着众多的严密预防泄漏的设施。比如工作人员穿着特殊的保护服，有非常严格的操作规则，以及极限装备，例如潜水艇门，化学淋浴和垃圾焚火炉。举个例子可知它们的安全程度：2019年，俄罗斯一处研究埃博拉和麻疹病毒的实验室发生爆炸，但没有发生泄漏。

不过，零泄漏并不存在。2017年，军备控制与核不扩散中心用一组数据表明，在未来十年，31℅的大规模传染风险可能由由P4实验室的病毒引发。2019年2月，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专门提及，病毒大流行的威胁很有可能的，该刊物特别强调人的失误难以避免。2003年，一位44岁的台湾研究人员在P4实验室工作时，在试图用手给病毒传输模块消毒时受到感染，90人被迫紧急隔离。

这种情形并不孤立。2016年，美国国会审计机构政府问责办公室收集了21起与高传播性病原体不当转移到较低安全实验室有关的事故，其中包括8例炭疽病例和2例来自埃博拉和马尔堡的病例。在大多数情况下，灭活过程(使病毒不起作用并可以在制备疫苗时对其进行操纵的化学过程)并未完成 。一个危险的病毒出现在一个它不应该出现的地方。2014年，无意间颠倒了两支分别包含一株活埃博拉病毒株和一株无活性埃博拉病毒株的试管，并将活性病毒送往P2实验室。幸运的是，第二天就发现了错误，并及时通知了P2实验室。

迄今为止，种种错失从未导致外部污染，也没有证据表明武汉的实验室是冠状病毒危机的发源地。在科研人员和互联网用户注意到一些不一致之处和事实错误之后，有关科学门户ResearchGate的归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文章也被撤销。